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4日召开会议,研究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重点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要选好投资项目,加强用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套,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5G产业发展

5G成为今年来各省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热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19个省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推进5G通信网络建设”列入2020年重点工作,其中有6个省市明确规划了2020年新建5G基站的数量,合计超过17.8万个。在需求端,以5G网络为基础的信息化建设是提高生产效能的最强动力,在此次疫情爆发期间,信息化的需求和应用都得到广泛重视。从目前投资建设的进度来看,5G项目的落地较快,也成为领衔新基建的重要布局方向。


2月22日,工信部召开加快推进5G发展、做好信息通信业复工复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要加快5G商用步伐,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基础电信企业要及时评估疫情影响,制定和优化5G网络建设计划,加快5G特别是独立组网建设步伐,切实发挥5G建设对“稳投资”、带动产业链发展的积极作用。

5G基建产业链纷繁复杂,但有几个组成部分最为重要,涵盖了整个5G通讯的骨架,同时也是分享行业蛋糕最多的部分,它们分别是主设备、设备零部件、射频滤波器、光模块、印制电路板(PCB)和铁塔。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首先表现为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要能够起到显著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新型基础设施的经济特征,不仅仅限于作为一种扩大总需求的方式支撑国民经济增长,更主要地,新型基础设施要能够作为激发和释放潜在经济动力和活力的关键投入,以高质量的新型供给,引领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内涵更加丰富,涵盖范围更广,更能体现数字经济特征,能够更好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新基建”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七大领域: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

新型基础设施内涵更丰富

第一,数字化基础设施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核心。

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本质上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随着物联网推动的万物互联,全球范围的网络连接终端数量大幅增加,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相融合,生成的数据呈现指数型增长,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的数字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建设数字强国的战略目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化应用为标志的数字经济,需要一套完整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作为支撑。

第二,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价值所在。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我国传统产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而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为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例如,我国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造的发展需要工业互联网的支撑;我国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需要能源互联网、车联网和智能化交通基础设施的支撑;我国水、电、气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需要城市物联网的支撑;我国智慧农业的建设需要农业物联网的支撑。与此同时,我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正在成为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传统产业的转型提供技术赋能。

第三,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

国家发改委提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提出加强城乡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为发挥投资的最大效能,在处理新型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关系的时候,应该既将二者视为存量和增量的关系,同时也应注意到二者的融合和改造提升关系。

(国家发改委未将数据中心行业列为高耗能行业,近日,Science 杂志发表了美国西北大学和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BNL)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了能够较为科学准确地探究数据中心能源使用情况,研究人员开发了迄今为止最详细的全球数据中心能源使用模型。通过该模型研究人员发现,过去十年全球数据中心的能耗使用比人们想象中的要少很多,尽管对数据的需求在迅速增加,但在过去十年中数据中心的大量能效提升使能源使用保持了大致平稳的水平。)

助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建设中具有新的使命和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推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奠定了新基础。

数字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作为基础和保障。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历史,已经完成的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以相应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标志和必要条件。例如,由蒸汽机推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铁路和运河建设为标志和必要条件的;由内燃机和电力驱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高速公路、电网建设为标志和必要条件的;由计算机和通信技术推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为标志和必要条件的。在全球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正在成为全球产业竞争和投资布局的战略高地。我国第一次作为原发性国家,与发达国家一起站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的同一起跑线上,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既能发挥我国在顶层设计和集中建设方面的制度优势,又完全符合国际经济发展潮流下的国际贸易规则,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其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新动能。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的土地、资源要素投入,可以拉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人才和知识等高级要素的投入,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提供需求载体,为我国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转型提供动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的投资运营模式,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覆盖面将更加广阔,不同领域的基础设施交叉融合度更高,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的主体更多,支撑的业态更丰富,对投资和运营模式创新的要求也更高。例如,5G的建设一方面需要无线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进,另一方面也需要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智能家居、智能制造和智慧能源等主要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支撑,在以5G为重点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传统投资、建设、运营主体的边界发生改变,新型的投资和运营模式应运而生。新型基础设施对应的产业生态系统更加丰富,也为创新型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进入和参与建设创造了更大的空间。新型基础设施的管理涉及市政、交通、安全、环境、信息化等多个部门,管理创新主要体现在基于数字化平台的集成管理,将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的管理模式带来改变。

再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改善我国投资结构。

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进入或越过峰值,投资建设的边际收益已经趋于递减,以“铁公机”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虽然短期内仍然能够起到一定扩大内需作用,但对我国的经济结构优化作用已经有限,同时还会带来一定的债务和金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取得广泛共识的背景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为数字经济的增长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基于边际收益递增的新一轮增长,对我国经济的结构优化效应和投资带动效应都是非常显著的。例如,新型基础建设不但能够加快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的发展,而且能够促进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支撑新型服务业和新经济,同时拉动强基工程(新材料、新器件、新工艺和新技术)和新四基(自动控制和感知硬件、工业软件、产业互联网、云平台)的发展。

——信息来自:CD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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